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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阻击战
”
庚子年不易。
2020年1月13日，我和家人前往日本短期休假，顺道在神户大学做讲座。没过几天，突发的武汉肺炎疫情，打乱了预定的回程时间，于是决定再滞留几日。然而，身在日本，心系国内疫情，睁开眼睛，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无一不是关于处于全国总动员的武汉肺炎“阻击战”。此次疫情正在演变为一场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
过几天就要回国了。朋友告诉说，今年的最佳礼物非口罩莫属。于是，去东京的商店购买口罩，发现因国人狂购，大多数商店不得不限购了，以保障更多人能够买到。之后来到名古屋，以为可以多买点，结果仍然是每人限购5包。看来，恐惧已越过国界，开始在日本蔓延.... .新闻上说，美国华人社区的恐慌行为也大同小异，只是还没限购。
民众恐慌情绪日益剧增，令人喘不过气来，已难以分清究竟多少是关于肺炎病毒的理性认知，多少源于众人的集体恐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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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底有多大
不过，作为健康经济学家，我仍然好奇人类在过去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或不确定性事件的经验行为，是否能够映射当前人们的认知，从而对采取更为理性和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所启示。从历史上看，人类最近一次的灾难性公共卫生事件当属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H1N1甲流），它导致全球超过5亿人感染，估计有2500-5000多万人丧生，死亡率高达6%左右。进一步分析发现，超过百万级死亡的地域大多都分布在亚非拉的贫穷国家，当时这些国家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诊疗能力极度有限，应该是导致死亡率高的主因。如果进行同期疾病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当时全球平均婴儿年死亡率高达26.9%，年均婴儿死亡总数为1600多万，两年死亡也超过3000多万。如今，得益于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婴儿死亡率已大幅降低到2.9%以下。不难想象，如果那次大型甲流发生在今天，结局应该大不相同。事实上，2009、2013相继发生的H1N1甲流所造成的灾难性结果相对更低正表明了这一点。
面对某些可以部分防控的常见疾病，其实际死亡风险也不小。
就实际发生的灾难性结果而言，常规流感仍然是目前新冠病毒致死规模的百倍量级。
还有，随着观察时间的延长，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也在增加。1月28日，我曾仔细看了美国卫生部会同CDC主任和顶尖流行病科学家共同召开的官方发布会，根据评估大型传染性疾病严重程度的三个核心指标（致死率、传染率、潜伏期），美国卫生部长Alex Azar报告了武汉肺炎的致死率在3%左右，并且因为大量较轻的患者未能检出，这个数字仍然具有较大的高估偏误。事实上，今天30日公布的全国死亡率已降到2.2%。第二是传染率，根据目前公开发布的科学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平均传染人数为1.5-3.5（即R0值），1月29日刚刚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的估计值为2.2，均显著低于我们熟知的几大传染病：麻疹（12-20）；天花（3.5-7）；流感（2-4）；SARS（2-5）。第三，潜伏期，目前中外专家一致的估计是不超过14天，因此大多患者应该接近和过了潜伏期。据此，如果感染率不再增加，有专家称这可能预示着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平稳或下行的拐点。
我们是否就该“不惜任何代价”防范可能具有灾难性的小概率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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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理性决策
凡事“贵在有度”，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对不同行动选择的利弊进行全面、客观的权衡，从而提高集体行为的理性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不惜任何代价”去规避某个风险或解决一个问题，既不明智也不现实。因为人类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的资源投入都将随着规模的扩大而受到经济学“边际效益下降”铁律的约束。如果“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为眼下一件事配置过多的资源，必然付出挤占其他资源从而增加更大风险的代价。有人说，生命胜于一切，生命无价。真是这样吗？如果生命无价，如何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说？在现实社会中，为何还有不少人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只要能得到足够高的补偿性工资呢？答案在于经济学的道理：勇夫还有包括养家糊口在内的其他诸多经济目标诉求，所以考虑并权衡高风险工作的经济得失就是理性选择的表现。人类的生命健康固然重要，但得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反过来，更好的生命健康又促进经济增长。
尤其是在处理突发应急风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原始本能所致的恐惧往往占据上风。不幸的是，恐惧正是愚蠢行为和放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如同自然界的恐惧行为一样，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也不乏因为自我恐惧而作茧自缚。始于1929年的那场全球经济大危机，尽管导致危机的原因非常复杂，人们因恐慌而酿成全社会的银行挤兑，是造成美国银行业塌方式倒闭的决定性原因，并从而引发投资、就业、收入的大规模恶性连锁反应。所以，为了阻止经济大规模的持续下滑，唯有从消除众人的恐惧、恢复信心开始。对此，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初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盲目冲动、毫无缘由的恐惧，可以使人们转退为进所需的努力全部丧失效力”。
一个社会的成熟在于如何控制危机中的恐惧程度，需要淡定应对而不慌乱，全面考虑而不顾此失彼。
在应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的“阻击战”中，如何全面科学的权衡城市管控和资源流动的利弊得失，是考验各级政府决策和社会大众行为是否能够更为理性、成熟的重大挑战和难得的学习契机，也是一道关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重大命题。
刘国恩，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
北大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国恩教授研究领域为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学。
